成绩迭出的出版史家王建辉曾在《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刊《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４日）一文中指出，近代出版史的研究，尽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有较大的改观，但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其不足主要表现在对几种关系的把握上还有些不平衡，其中之一即是“大与小”的关系。“现有的近代出版史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与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正中齐名的七大书局之一，贵阳文通书局成立于１９０９年，从时间上看仅次于作为现代出版企业诞生之标志、成立于１８９７年的商务，比中华（１９１２）、大东（１９１６）、世界（１９１７）、开明（１９２６）几大书局皆早多年。文通书局为贵州及西南一地的近代化乃至中国的出版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至１９５２年并入贵州人民印刷公司为止，在长达四十余年的生命中，在军阀混战、政权更迭、战火频仍的艰苦环境中，文通共出版各类图书五百多种，丛书、丛刊三十余种，出版承印报纸和杂志２８种，编辑出版大型综合性刊物《文讯》月刊９卷５５期４９册，为西南一地、为抗战中的中国出版业涂抹了异彩耀眼的一笔。据史家统计，文通发展现代出版业和造纸业耗资白银近八十余万两?相当于同期全省财政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这种投资规模，与同期江南等地诸多大绅商相较也并无逊色。更重要的是，文通体现出放眼全国与领先时代的高起点。文通及其辅助性企业永丰抄纸厂的机器设备?基本上均成套从国外引进，多为日本、美国、丹麦、法国制造。百年前封闭落后之贵州?能够出现文通这样的与全国最大书局比肩的现代出版业与现代工业，不能不说是近现代中国出版史与工商业史上的一大奇迹。早在１９３９年?留英博士张肖梅即在《贵州经济》一书中指出，文通书局“资力之雄伟?设备之新颖，于当时一切落后之贵阳?自不得不视为惊人之伟举”。
但在出版史研究领域，对文通的研究一直是一大空白。张静庐煌煌七大本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中，收录的相关史料几近阙如；新出的《中国出版史料》现代卷?宋原放主编，共十卷，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于文通也是忽略不详，仅收有华问渠《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一文（原载于《出版史料》１９９１年第４期）。考量其原因，主要大概在于文通地处边缘，史料散逸难寻。１９５７年，文通的主持者华问渠被划成“右派”，从此蒙冤退出历史舞台，更使得其人其事成为史学界乏人问津的领域之一。从中国史学界的普遍情况看，这种局面的改变，主要取决于当地文史学者对乡贤前辈旧年史料整理所作的努力与推动。何长凤编著《贵阳文通书局（１９０９～１９５２）》（贵州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就是这样一册令人感觉一新的著述。其出版面世，填补了我国近现代出版史乃至文化史研究的一大空白，也为我们能够从文通书局的命运获致一份深长的历史性思考。
一、近代社会转型中民族资产阶级的文化追求
与商务等民营出版机构由几位下层排字工人合资创办不同，也与世界书局此后曾一度依赖于政府资本有异，文通书局的创立与发展，是在近代社会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工商业奠定经济基础后自觉转向文化建设的结果。它的出现，既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近代追求自强富国以图御侮这一时代性主题所引致，也体现着源远流长的“言商仍向儒”、化民成俗的文化传统熏陶这一内发性力量；它的经营，既承续了中国士子且商且读、教化兴文的儒学传统所孕育的人生价值的导引，更蕴含着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资产阶级以知识改变民族命运的新诉求与新境界。从近代工商业阶层投资文教实业的追求中，可以看出中国民族资本走向发展与成熟的过渡性轨迹。
文通书局的创办者贵州华氏家族，原为江西临川之江右望族，先祖在康熙末年以行医治病而迁至黔省遵义。在传统社会里以医术立身即所谓“儒医”者，大多仁心仁术，有淑世济民之情怀。至华联辉一代，以盐业起家致富。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有感于川盐运销的弊病，锐意改变川盐奸商暴利，贪官中饱而盐价猛涨，“贫困农民常年淡食，苦不堪言”的局面，特聘华联辉任盐法道总文案，协助推行“官运商销”新法。华实行新法后，一扫积习，充分显示出了其治世之才。身为商贾与能吏，华联辉仍不失儒家本色，他以为“人者万物皆备于我，上当博施济众，充满乎仁圣立达之间；次亦宜存心利物，求有济于世，庶几吾儒性善之旨”（《清华联辉墓志铭》）。朝廷以其功劳而以知府擢用，但他功成不居，辞不应命，意欲在黔创设书院作育人才，事未竟赍志而没。
对传播儒学，华联辉身体力行，曾出资刊刻《六事箴言》及《菜根谈》等图书赠送亲友乡邻。每次出门，他总是挑载图书，遇上识字之人，随即赠送。“因赠送既多，感到刊刻不便，闻上海活字印刷称便，特选派一乡一人前往学艺，不意所派非人，图个人私利，舍印刷而学修理钟表，竟不返黔。”（华问渠《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
至华联辉之子华之鸿一代，华氏家族的盐商家业更是发达，并开始广泛投资制酒、造纸等实业，一时巨富，以致贵阳有“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高家的谷子”之说。值得注意的是，在华之鸿身上，表现出超越封建财主传统钱财观的认识：“须知银钱，本天地间公物，特假手于人使用之耳。用得其当则福，不当则为祸。尔等宜望我积德，不望我积财也。”近代社会重要的异动之一就是，一向依附于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制度，与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和典质业等古老的经济形式保持着密切关系的近代绅商，开始以新的营运方式广泛投资近代工矿开采、交通运输、缫丝棉纺等实业。史家通常将这一群体定性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他们其中一部分亦绅亦商者，开始摆脱传统士绅与旧式商人的传统生存方式，从事相当规模的实业投资，逐步向符合近代要求的企业家过渡。同近代企业经营发生广泛联系，并由此成为早期近代工商业资本家，是绅商群体近代性转化的基本轨迹。作为承先启后的一代，近代士商群体继承了明清时期儒商教化兴文的传统，又在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历史情境下加以调整，融入了新的时代内容，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个性。史学家马敏在《社会转型中的近代绅商》一文（章开沅等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中对士人型绅商社会结构与属性作出这样的分析与概括：“较之于明清时期的儒商伦理，近代士商伦理继承了其中重视德行和教化，强调服务社会和乡里的传统，但更重视推广新式教育，兴学育才与合群结社，实行地方自治、商人自治。总之，士人型绅商群体的出现，是儒学文化对近代商人产生深刻影响的结果。”
维新变革、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使一代商人逐渐意识到教育立国、学习西方的重要性。从身份看，华之鸿是一位典型的士人型绅商。在近代教育家严修等人的影响下，华之鸿出任仁怀厅一方儒学训导，涉足教育。这也是他从政的开始。在此后的岁月里，他担任过贵州商务总会会长、省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官钱局局长、财政司长等职务。与东南一地的张謇等著名绅商提出“父教育而母实业”、“国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是尤大夫所当兢者”等说法相呼应，华之鸿开始捐资推动贵州教育。他创办了贵州通省第一所公立中学堂、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宪群法政学堂等及诸多公、私立小学，以作育人才为急务，在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上贡献尤力。因为不惜资财扶助教育，清政府曾赏给华之鸿官衔，但他自认办教育并非为封官进爵，因此辞谢赏赐。
贵阳籍学者、台湾“中研院”研究员张朋园在其《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一书中，以统计的方法得出结论，在清末民初，云贵一地因为教育的落后，识字率仅有百分之六七，远落后于全国，而贵州又逊于云南。张朋园又指出，军阀割剧时期的云贵，政府于教育事业着力甚少，而多赖地方士绅推动。华氏即是教育兴黔的代表性人物。办学是近代商人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严昌洪在《近代商与学的互动与影响》（载《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中认为，近代商人办学，主要出于四种动机：一是开通商智培养商才，以适应商战之需要；二是提高人民素质，实现教育救国之理想；三是视办学为一种公益慈善事业；四是主动或被动为学校捐款。实际上这四者都有相通之处，无法严格区分清楚。阎广芬在《经商与办学――近代商人教育活动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一书中分析近代商人捐助教育的动因时指出，教育近代化的启动、经济近代化的推进，是外部力量；而惠及桑梓而对家乡教育事业的投入，对“义”的追求和对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责任感以及实现自我价值、渴望达到尽善尽美的人格境界，则是内发力量。华氏家族由实业转向文化，鲜明地体现出了这种历史轨迹。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张元济《别商务印书馆同人》）现代出版业，从近因看大多是近现代教育发展孵化出的产儿。兴办教育，“端赖书籍”，华之鸿“居恒每念吾黔，地处偏僻，文化迟滞，思有以启发之，因与任志清、陈稚苏诸先生创办黔报、贵州公报，以开通地方风气”（华问渠、华怀仁《先府君行述》），他逐渐萌发了创办书局的念想。１９０８年，以“文以载道，通达心灵”为寓意的文通书局遂告成立。贵阳向称“蛮夷之地”，文通书局使用以蒸汽为动力的大型机器，是近代工业在贵州萌发的标志，也是近代文化企业在贵州的嚆矢。像商务创业伊始停留于简单印刷一样，文通在初期亦仅是一相对单纯的印刷、发行企业，为缓解用纸紧张，同时创办了永丰机器抄纸厂。门市部则以销售书局印制的本省乡贤、名流、官宦的著述为主。
１９２７年，书局成立图书部，兼及商洽出版、代理全国各大书局出版物之经销业务。与商务等书局在早年进行多元化经营甚至代人销售雨鞋等生活用具相似，初创的文通生产营销也是一业为主，多种经营，销售本局和代销各地生产的文化用品、化学药品、生活用品如花露水、松脂等。清末，贵州一地的教育界一直为教材的缺乏所苦恼。如１９１２年，贵州教育司向上呈请报告建议采用商务的教科书：“查本省图书审查机关尚未成立，所有中小学应用图书仍购自外省……又黔省山乡崎岖，交通阻滞，省外学校购买教科用书困难万状，本司为便利学校起见，饬官书局购买商务印书馆所编各书，以便各校就近购买。”（《贵州教育官报》第一年第二期《公牍》第１１～１２页，民国三年正月三十号贵州教育司编，转引自何静梧《辛亥革命前后的贵阳教育》，载中国人民政协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贵阳文史资料》第２辑，１９８１）１９３２年淞沪战火使商务元气大伤，有意将因总馆财力有限而无法顾及的贵阳分馆出顶以求生存。文通念及商务对贵州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成立“商务贵阳特约经销处”予以支持，承担了全省中小学教科书的任务，因此成为全省图书印刷、发行的龙头，亦成为知识分子传播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想的中心与“公共空间”。但从当时的图书目录看，文通的出版物包括：供大众特别是学童教育方面的图书；贵州地方志书、文献资料；贵州文人、学者著述、宗教医学著述，等等，计一百五十余种，从这一阶段看，文通仍是局限于贵州一地的企业。她期待着历史的机遇，使自己得以到更大的空间去一展身手。
从华之鸿创办文通书局的经历看，其超越前贤的境界在于，作为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企业家，他清楚地意识到自身追求之意义所在，体现出一种迥异时人的自觉性。他在书局青年学生培训班发表训词说：贵州贫困之原因，“未始不由工业颓废，坐失利权”，“忧时之士知非振兴实业不足以济民生”，“自民国成立而后，社会主义（此处指兴办实业以济民生――引者注）逐渐萌芽，营业生利尤为应时之必要”。而中国传统狃于儒生陋见，以工为“贱业”，“使秀颖之才相约不入此途”，这与时代发展是背道而驰的。他希望学生敬业于此，“一艺一能皆可成绩可观，将来出其所学能获利以赡身家，不求于人而足以自立”，“黔之富强将以诸生为嚆矢。”（《文通书局学生毕业训词》）这种思想，顺应了近代社会变革中士大夫由鄙视生产转而重视治生，由坐而论道转而实业救国，由高蹈言虚转而沉潜务实的时代潮流。华之鸿明言自己创办文通之目的，即在于“力矫时弊，造就诸生期于有用，以开风气之先”，而最终“借以提供文明，转移风化”。他以总经理名义在《贵州公报》上刊登广告招揽生意，开首即说：“本局为促进文明，开通风气起见……”华家第三代传人华问渠在《文通书局略历》中说华之鸿创办文通的缘由，乃在于“生于叔季，蒿目时艰。感世运迁流之极，抱文化濡滞之恸；贾倡导教育之余，发流布学术之愿。”华问渠在写于１９６４年的遗稿《贵阳文通书局概述》（载《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１９８２年）中，追述其父创办文通的初衷在于，“因思贵州交通阻塞，新知识传播到黔，旷日持久，若果放任自然，则贵州文化，将永远落于全国各省之后。若欲传播新知识，端赖书籍，莫若创办一所规模较大之书局，既可继承先祖未竟之遗志，且印刷厂可以容纳多人，是亦符合提倡工业之旨”，于贵州之工业、文化之发展，是一件双美并具的好事情（经华问渠之子华树人整理的《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见《文通》２２４页）。华家“以启迪文化为宗旨，但认定有益地方，锐意进行，盈绌在所不计”，于文通“总计耗资约白银２０万两左右”；永丰纸厂“耗资大洋６０余万银元以上”，可谓耗尽家财。而其自身，则世代清风，廉洁持家。华问渠、华怀仁在《先府君行述》中说华之鸿，“每有施与，不使人知，即家人亦不语及。凡遇重大事件，富于果断，独力担当其事，若成辄归功于人。深自敛抑，终身矩步规行，不苟言笑。禀赋素厚，精神健全。每日黎明即起，盥洗后即至书斋，或披阅函件，草拟信札，或手抄先人遗墨，或研求佛典，诵读儒书。每朝至暮，屹坐案前，非遇疾病，昼间决不卧床。……一生生活，不知者以为服食应若何丰裕，其实自奉固甚薄也。”
出版史家汪家熔在其《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的文化贡献》（广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一书中对近代出版的性质作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近代出版与古代出版的根本不同，在于其文化追求与思想境界。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民族危机面前，出现了一批不再为小我而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读书人，他们自觉地利用出版工具为改变中华沦为殖民地的命运而奋斗，出版因此进入了与古代坐而论道、仅为一己之不朽而立言完全不同的道路，投身社会变革的浪潮，成为近代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部分与尖兵；到了现代，出版更是自觉地服务于民族解放与社会启蒙。在历史变革的大背景下，更易看清近代出版人群体既继承中国文人固有的关切国家民族命运这一传统，而又通过出版这一工具将其推向极致的历史性文化贡献。华之鸿以实业家身份办文通与商务创办伊始即全力投入出版的起点或稍有异，但为推动教育而致力出版的求索路径，则可谓殊途同归；其创建伊始的规模，或不足以凸显其日后的重要性，但其所体现出的，则是近代民族资产阶级追求实业救国与文化救国的基本方向。
二、抗战时期文人群体的迁移与文通书局的盛衰盈虚
在近现代史上，知识分子有着三次因社会动荡而引发的群体性大迁移，他们的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文化格局。一次是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以张元济、蔡元培等维新派文人精英南旋，开始疏离清政府；第二次则是在１９２８前后，因为北洋政府的政治迫害和上海作为租界的繁荣，而导致大批北京作家南迁，各地文化人像候鸟一样向上海归趋，由此使上海取代北平而跃升为文化中心；第三次则在抗日兴起，以京津高校组合为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大批知识分子关山万里西徙南迁，使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度西移。每一次知识分子群体的迁移，就带来当时的文化生态某一方面的变化。对于出版业而言，第一次间接导致了商务印书馆从印刷作坊到现代出版重镇的质变与跃起；第二次则使以北新书局、新月书店、《语丝》和《现代评论》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出版社离开北平，使上海的新书业获致勃兴的大好机遇；而第三次知识分子的西徙南迁，则使重庆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集中出版单位之多，出版书刊之多，占全国首位”（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３册，第３１２页，华文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给偏居一隅的文通书局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也使西南一地的新闻出版事业感应时势，在战火之中呈现出勃勃生气。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３０日，国民政府宣布从南京迁都重庆，以作陪都。西南一地的经济发展转入战时经济状态，国民政府组织的内迁使地方经济呈现出中央化的发展格局。随之而来的，是大批南下的政府机关、社会团体、高校等单位及人员。而作为陪都南大门与交通枢纽的贵阳，也吸引了其中的一大部分。据《文通》一书引述，抗战时期内迁贵州的大学有国立浙江大学（遵义）、私立上海大夏大学（贵阳）、国立湘雅医学院（贵阳）、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福泉）、私立浙江之江大学工学院（贵阳花溪）、国立江西中正医学院（镇宁）、国立广西大学（榕江）、国立桂林师范学院（福泉）、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乡镇学校（惠水）等；陆军大学（遵义）等十三所军事学校；国立第十四中学等十八所中学。而贵州新增高校有国立贵阳医学院（１９３８）、国立贵阳师范学院（１９４１）等。大量文化团体、大中学校的迁入，使贵州迎来了一批饮誉海内外的教授、学者及文化名人。据统计，当时贵州共有正副教授近三百人，其中包括竺可桢、茅以升、李四光、贝时璋、夏元?、苏步青、张孝骞、梅光迪、丰子恺、贺麟、马宗荣、李宗恩、谢六逸、张其昀、翦伯赞等名家；共有知名文化人士二百余人，其中如茅盾、巴金、闻一多、郭沫若、田汉、关山月、徐铸成、萧乾、廖沫沙、张恨水、马思聪、叶浅予等人。连英国学者李约瑟、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也来贵州访问。与此同时，上海等地的书局与报业纷纷内迁重庆，到贵阳设立分局与分销处。贵阳呈现出战时繁荣的局面，吸纳了西南地区战时最高的知识群体。正如作者在《文通》一书中所分析的：“这个庞大的融教学科研、发明创造、写作创作于一体的知识群，为贵阳文通书局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审时度势的华问渠决定利用当时全国人才汇集西南与贵州的机会，改变文通因“交通多阻，人才缺乏”（《文通书局增设编辑部的动机及其计划》）而未能实现初旨的局面，在１９４１年６月策划建立了文通书局编辑所，将文通提升为一个集编辑、出版、营销三位一体的文化出版企业集团。他聘请返乡的贵州籍学人、著名教育家、教育部主任秘书、社会教育司司长马宗荣和著名文学家、新闻学家、大夏大学文学院长谢六逸分别任编辑所正、副所长。在这两位有办事之才的学人擘划下，编辑所聘请了冯友兰、贺麟、肖一山、周鲠生、杨端六、周炳琳、蒋复聪、卢前、梅光迪、陶百川、吴泽霖、欧元怀、夏元?、陈建功、苏步青、竺可桢、茅以升、王星拱、李书田、张孝骞等达１１２名全国名家英才为编审委员，他们的领域涉及文、哲、历、法、经济、医、图书管理、心理、教育、国际关系、社会、物、化、数、土木建筑、农林、医药卫生、新闻出版、政界等多个领域。编审委员会的成立，既保证了书稿的来源，又保证了书稿和编审的质量。文通编辑所将其编辑出版方针定位为：“在阐扬三民主义，介绍专门学术，并求学术之社会化，全民化，增加民众之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建国信仰，提高民族文化，促进民众之现代常识，兼负整理流通地方文献之责任。”选题计划则包括六大方面：民众读物；中小学生辅导图书；大学丛书；各种字典辞典等工具书；贵州乡土文献及边疆民俗图书；其他时论著述及新思潮图书。据《文通》一书作者统计，文通在此时期编辑出版发行的丛书、丛刊、文库和名著达３５类计２９２种，如《莎士比亚全集》１２种、《大学丛书》３５种、《经世社丛书》７种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创办了面向全国、承担着“在精神上彼此互相沟通的机关”之作用的综合性刊物《文讯》杂志；在１９４３年参与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正中组成的“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承担一部分全国中小学教科书供应任务――这真正标志着文通从贵州走向全国。由原先单一出版发行贵州地方文献、私家著述等，“发前人之幽光，启后生之观感”的地方性出版印刷单位，变为“一个面向全国，编辑出版发行文、史、哲、经、教、理、工、农、商、法图书，大中小学教科书和参考图书，以及贵州地方乡土文献的出版单位”；“是一个从编辑出版专业学术著作与一般群众通俗用书并重，力求学术的社会化、全民化，以增进民众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阐扬民族固有道德，灌输现代知识为己任的西南地区最大的全国性的编辑出版企业”。
文通在抗战时期取得的辉煌成绩充分说明，除了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性的要素还在于人。主事者的远见卓识与经营能力，足以使一个平常居于普通地位的企业，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甚至在总体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也可以有单项异军突起。这正如何长风在《贵阳文通书局近半个世纪发展的启示》一文中所论：“在贵州创办、经营、发展企业，首先要根据贵州的情况，把握全国的态势，看准企业发展的前景和方向。更要注重企业对贵州、对全国、对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对未来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但好景不长，西南的经济很快就随着战时形势的变化而呈现出衰退状态。衰退主要分为两阶段，其一是自１９４２年下半年开始至１９４３年，由于内迁大潮平息，西南国际交通线被迫中断，经济发展的有限性如资金不足、市场有限等局限开始凸显；第二阶段是抗战胜利后，大量企业回迁东南，因此导致西南经济大起大落，影响深远。这种起伏，充分说明西南从根本上说，在当时并不具备经济现代化的条件，也说明近代化是不能完全靠简单的短期移植达成的。（参见王瑞成《战时后方经济的若干关系》，《西南师大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３期）与此相似的是抗战前后的西南一地的文化发展，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呈现出无可逆转的变化。抗战胜利，绝大多数文人学者在“初闻涕泪满衣裳”的心绪中东归，西南一地的文化兴盛气氛迅速回落沉寂，而新闻出版业的重心重归东南，以上海为中心的京沪杭地区再度成为全国出版中心。这种变化，使文通的发展开始面临着日甚一日的困难。以其核心刊物《文讯》为例，与此前数年刊物开本不断放大、版面不断增加的情形相对照，１９４５年后的《文讯》已经感觉到勉力维艰。首先是稿荒，“许多作家们忙着搬家，新的写作在后方很不容易得到了。已交来的作品在发表后，也常常找不到作家的新通信处，无法把本刊交到作家手中”；其次是印刷困难，“拖，拖，拖，从十天半月以至三十天五十天地拖。后来我们没有法子，还是分几期拿到贵阳去印”。华问渠决定到上海、广州、长沙设立分局；编辑所也为配合继任所长顾颉刚、副所长白寿彝的工作方便，一再从贵阳迁至重庆而再至昆明而又至苏州，最后又因《文讯》交由臧克家主编而将编辑所移至上海，可谓步步紧随回迁的脚步。臧克家在《写在卷首》中说：“在炮火连天，经济险象日益加深的今天，入口的纸额受到了限制，排字印刷装订的工价，一天比一天地高涨，寄递的费用有时比印刷的成本还多，写作发表的自由时时在受着威胁，可能的读者群时时为更迫切的需要夺去了购买书刊的能力，一个在内地经受了种种困难而新迁到上海来的刊物在准备以更大的勇气接受更大的磨难，同时他也感到一种文化工作在这时之更为庄严更为需要。在一切逆流中争取前进。”及至１９４８年下半年，国民党对进步人士与文化刊物的迫害亦日益加重，大批进步文人学者开始远走香港等地。臧克家也因主编《文讯》且作者多是左翼文人而被列入“黑名单”，只好在１２月远走香港。由此经营八年的《文讯》结束了她辉煌而艰难的历程，在１２月１５日终刊。《文讯》的终刊，说明它作为“在精神上彼此互相沟通的机关”的消失，也意味着文通逐渐丧失其在文化界沟通联系的影响力而开始呈现出退守之势。及至“１９４９年春，上海解放，与内地联系发生梗阻，编辑所同仁各就新职而离去，所务无形停顿”（华问渠《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与经营》）。文通的起伏，充分说明了时局变迁对内地文化企业的致命影响，也说明了文化是不能简单地横向移植的，除了时机，它需要足够的土壤。
抗战时期大后方出版业的共赴国难、担当时艰，铸就了中国现代出版史凝重的一页。随着战局的推进，出版业也随着这种形势不断流徙迁移，“将抗战文化和进步思想由大城市带到中小城市，带到乡镇，甚而穷乡僻壤，就地开花，四处播种，这对于提高大后方特别是落后地区的思想文化水平、政治觉悟水平，显然有积极作用，而于日后中国革命的胜利，亦具有深远影响”（熊复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４２９页，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９）。据叶再生统计，抗战八年中贵州出书的比例占了整个民国３８年的３２．７％。“抗日战争促进了原来出版业相当落后的边远省份贵州省出版业的大发展……从复制方式看，因有着文通书局的关系，战时贵州已进入现代化印刷的阶段。”（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３册７３９页）它促使西南地区文化事业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大后方出版史》一书总结大后方出版史的发展时说：“历史实践证明，文人学者荟萃的地方，出版业就发达兴旺，出版业的发达兴旺，又给文人学者提供了驰骋其才智的园地，文人学者与出版业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此殆为一不可颠扑的真理。”在西南联大等战时文化机构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热点的今天，探讨文通的历史及其与战时中国知识界精英聚集之互动关系，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话题。
三、艰难时世中的近现代出版业人文生态环境
在二十世纪新的地平线上，民营企业除了要应对外国资本日甚一日的觊觎和压迫，还要承受本国官僚资本的挤压。而对于出版业而言，因为其特有的意识形态性，更易成为政府打压的重点。对于僻处西南之地的文通书局而言，还有着其他出版业所未有的艰难，首先是地理位置导致的交通不便，比如为筹建永丰纸厂从日本购买机器，跋山涉水，耗时半年才将机器从上海运抵贵阳；再次是国外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的挤压。如日本造纸机器厂以旧机充新机，文通总经理田庆霖为追究欺骗之责，劳苦奔波，竟至病死沪上。但最为严重的，则是军阀混战下的人文生态之恶劣。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３５年间，贵州各派系地方军阀对贵州实行了长达二十余年的统治，各派人物轮番上台主政，走马灯般更迭达十多人次。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文通更是深受军阀官吏敲诈勒索、政府摊派抽捐、官办资本倾轧凌辱之苦。
１９１６年护国战争爆发后，云贵一地匪患频仍。为替创办中的永丰抄纸厂购买先进设备，华之鸿特请都督刘显世派兵护送银子到上海，交付外国银行汇寄日本。当文通总经理田庆霖押着驮着白银的马匹经过省府时，全被军警赶入省政府大礼堂，强迫办了借款手续，以作军政费用开支，实为变相劫掠。华几经交涉，亦无济于事，悲愤之中只得再筹数万两银子以重作打算。
《文通》一书记载，一向雄心勃发的华之鸿到１９３０年代初，即开始走向衰老与避世。除了受１９２９年书局遭遇大火之劫所致的刺激这一原因外，另一重要原因即是“黔省军阀连年战事不休，苛捐税收如猛虎。省政府更迭不绝，今政府否认前政府，拖欠的印刷费用太多并不认账，致使文通书局年年亏损，入不敷出，职工薪金不能按时支付，餐不食肉，举步艰难，债务高达４０万银元”。悲愤交织之中，华之鸿深感心劳力竭，因此将家业尽托儿子。华之鸿盛年退隐而郁郁而逝的个人命运，深刻地反映出了近代企业家无以摆脱的群体困境。
军阀混战的乱世对民族企业最大危害，在于不同势力的轮番盘剥。１９３５年前后，国民党中央政府势力开始掌控了一向为本地军阀所盘踞的贵州。一大批标志着推陈出新的新文件，将公报、公告、表册、刊物、报纸等绝大多数交由文通印刷，还时常派兵持枪督印，不得延误。前欠未清，又添新债。屡屡的拖欠费用，使文通不堪负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逼至采取借高利贷以维现状。日积月累，数字既大，为期又长，举贷尤难。最后只得商诸职工，共谋良策，同舟共济，力渡难关，遂采取工薪不按月关发，而生活实在困难者，酌量支付；伙食方面，不食肉类。职工之穷困，可谓至极”（华问渠《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这时，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委员、省政府社会处处长周达时乘人之危，欲收购文通作为宣传品印刷厂。他一方面派人在工人中串联，一方面以政府官员身份要挟。华之鸿以保留祖业为名拒绝。１９３９年２月，文通被日寇敌机轰炸，为此搬迁至郊区生产。时任贵州最大的企业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省政府建设厅长、何应钦胞弟何辑五鉴于文通营业萧条、债台高筑的情况，提出以２万元法币价格收买文通，华之鸿又以变卖祖业为耻以求保全。而何辑五在他已经成为贵阳市市长的抗战时期，又对华氏的另一家庭企业、财力支柱成义茅台酒厂产生了凯觎之心。他以市长身份出面，要将酒厂并入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华问渠又一次顶住了压力。何辑五遂又以其妻姓华为借口，叫她到华问渠家中“认本家”，企图用宗族关系拉拢。华问渠以同姓但地域相异为由予以拒绝。至于酒厂平日逢年过节时所要应付的吃喝拿要、敲诈勒索，更是无时不休。
文通历史上最大的创痛，是永丰抄纸厂的被迫出让。１９２４年，贵州桐梓系军阀周西成成为省府主席，意欲称霸西南。他看到永丰厂“房屋既属宏大，各项机器亦尚完全”，就提出议价收买，将其改作兵工厂。华之鸿迫于其势力，只好在１９２６年８月签署合同，同意政府以４０万大洋收买纸厂全部地基、厂房和机器作为修枪厂，而只保留很少一部分维持生产。而收买款仅付１０万元，其他３０万则自１９２７年元月起月付１万元。而随着周西成与其他军阀之间的胜败起落，财政困窘的政府仅先后累计付款２５万余元，另还欠有各种印刷费２万余元。屡经谈判交涉，直到十年后的１９３５年，政府才将早已停工无力生产的修枪厂所有权发还到华之鸿之子华问渠手上，而华之鸿本人，早已赍志而没，不及见此了。即使如此，华问渠所得到的仍是一纸空文，因为工厂房屋等仍为中央修枪所占领，无法正常开始纸业生产。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全国通货膨胀，金融全面崩溃，文通亦遭受灾难性打击。这时的华家已无不动产变卖，而只好借百分之十至二十的高利贷，吸收社会与私人存款，以维持书局日常开支。而在货币贬值的情势下，国民政府两次推行的金圆券改革，更使书局雪上加霜，濒临绝境。华问渠回忆说：“文通借贷之款何止千亿，反动政府欠付文通之印刷款，又何止千亿！均按反动政府法定比率折还，文通承受之损失，转嫁于亲朋好友身上，当时文通已无可偿之物，亲友亦遭拖累。”
文通创办以来一直在封建经济与军阀统治下求得生存发展，显示了华家作为新兴生产力之代表顽强拼搏、善于在恶劣环境中突围的非凡能力。书局的兴衰沉浮，也反映出了贵州近代化进程之环境、机遇与艰难。刘学洙在《军阀与贵州经济》一文（载《当代贵州》２００２年第１２期）中认为，１９１２至１９３５年，贵州经济与同期全国经济比较，差距异常明显。其现代工厂数从１９１１至１９３７年只增加了一百多家，其中真正堪称近现代工厂的至多只有１３家，用动力的工厂只有一两家，与全国同期工厂增加６倍的速度无法相比。作者认为，贵州的经济基础、地理区位、人文环境当然都难与沿海及其他开发较早地区相比，其落后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从全国看，北洋军阀及其主要派系和其他地方军阀，也曾统治中国大片土地，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阻滞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贵州军阀更具封建性与封闭性，统治时间更长，对贵州发展的阻滞尤为严重。即使个别军阀如周西成想进行交通开发等，也多出于军事需要，且公路不与外省接通，反映出他的封闭性。周主黔三年，修公路、办兵工厂、造币、办电灯厂等，颇得政声，后来黔中士绅还为他塑铜像于贵阳市区。但其主政时期，军费开支创贵州军阀统治时期的最高纪录，几乎占省财政收入全部。在此情境下的文通书局和其他民族企业的步履艰难可想而知。正如何长风在《文通》一书前言中说：“文通发展的历史告诉人们：在地方政府的利用、压迫、排斥，甚至有被吃掉的危险情况下，不仅要坚持企业于国于民有利的方向，坚持造福于子孙后代的旨趣，坚持自身发展正当权益不动摇外，还要有足智多谋，善于处理好上下左右诸多方面的关系，坚持向省外、向沿海、向国外发展，才能保存、发展自己。”
１９５０年，尽管华问渠担任着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等要职，但鼎革之际，“时势比人强”，在８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决定今后出版图书杂志由国家出版总署统筹主持，日后出版将注重分工合作，各专一类。文通只准出版医药卫生方面的书籍。随后，文通在国内的各大分局先后被并入国营出版机构或停业。“由于社会制度交替，经营管理不善，开销过大，营业额下降，致使资金枯竭，长期积累的公私债务越来越重，工人的薪金不能按时发放，供应不起伙食，生产和职工生活难以维持。”１９５２年４月，文通并入贵州人民印刷公司，走上国营化之路，从此结束了历半个世纪的历史。这种天地玄黄之间的时代变迁，让人联想起原先集编印发三位一体的商务，在五十年代初分别被归于出版、工业和商业三个领域，出版门类大大缩小，１９５８年后更是被严格限制在出版翻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性著作和中外文语文辞书这一有限的范围内。华问渠在日后自撰《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一文中云?“文通自人民政府接管后，走向新天地，工人得到彻底解放；就余个人而言，释去千斤重担，欣快莫名。”当时的华问渠，不过５７岁，正值企业家之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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